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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民歌小曲的变迁 ——以文献考察为中心
 
 邓晓东
        自人们发现明代民歌小曲有“我明一绝”[[i]](P6)的美誉以来,明清两代的民歌小曲便成为研治中国古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相对而言,人们对于清代民歌小曲的认识和研究远远不及明代,其重要原因,便是清代民歌小曲的文献至今尚缺乏系统的整理。而只有在对清代民歌小曲的文献有了详细了解后,才有深入研究的可能。因此,就清代民歌小曲的文献进行梳理,是推动清代民歌研究的首要任务。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民歌小曲演变的主要方式体现在其曲调的变迁上,故而,在梳理清代民歌小曲文献的同时,留心其曲调的变化便可一窥清代民歌发展之大要。
 
一  清初民歌小曲文献及其曲调承递
        清初民歌小曲文献虽然传世不多,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民歌小曲在清初的销声匿迹,事实上,扎根于民间的民歌小曲,从来都是生生不息,有着顽强生命力的,这既是可以想见,同时又可以从清初文人的记载中获得证明。明遗民方文的《都下竹枝词》有云:“侵晨旅舍降婵娟,便脱红裙上炕眠。傍晚起身才劝酒,一回小曲一筒烟。”[[ii]](P622)明遗民屈大均的《宗周游记》有云:“乙巳仲冬,予从苍舒杜子入陕西……丙午正月朔在寺……二月二日观会于汉桃洞,洞去泾阳六七里,有东岳祠,士女至者数万人,百戏纷纶,迭呈妙幻,若走絙、打碟、搊筝、唱炼相、演元人院本杂剧、弹大小琵琶、歌讴风花雪月《琐南枝》、《玉娥郎》,凡数十队,多边塞音声。”[[iii]](P12-17)这两则材料,前则写于顺治十五年(1658),后者所记之事在康熙五年(1666),虽是个人见闻,但却可窥北京和泾阳(陕西)两地民歌小曲传唱情形之一斑。
        《新镌南北时尚万花小曲》是目前所见清代最早的民歌小曲集。此集有两种版本,一为乾隆九年(1744)京都永魁斋刻本,即傅惜华先生所见本。另一版本为《善本戏曲丛刊》所收金陵奎壁斋本,书末署“岁在丙申秋月”。据学者考证,此“丙申”当为顺治十三年(1656)[[iv]]。也就是说,奎壁斋《万花小曲》刊行的时间是顺治十三年,比永魁斋本要早88年,永魁斋本当是据奎壁斋本翻刻而来,翻刻时除了将卷首目录识语中的“金陵奎壁斋藏”改成了“京都永魁斋”外,其他一仍其旧。该集所收《劈破玉》、《吴歌》、《银纽丝》、《玉娥郎》、《金纽丝》、《醉太平》、《黄莺儿》等均为明代已见的曲调,且其曲词也有不少是从明代因袭而来。[[v]]其中的《十和谐》虽不见于明代,但晚明冯梦龙辑《山歌》卷一《睃》后附录冯氏幼年所记《十六不谐》,两者句式甚至不少字句都一样,足见它们之间的演化关系。此外,《小曲》十六首未标曲调名,其内容也不见于明代小曲;《西调鼓儿天》是目前所见关于《西调》最早的文献,对于了解《西调》之起源、曲调风格等意义重大。总的来说,作为清代第一部民歌小曲集,《万花小曲》保留了民歌小曲由明入清的痕迹,对于探讨明清之际民歌小曲之演进极有价值。
        《新镌南北时尚丝弦小曲》是继《万花小曲》后又一清初所编的民歌总集。封面标“新刻南北时尚丝弦小曲”、“姑苏王君甫发行”。王君甫还刊有《新编说唱孙行者大闹天宫》、《新镌时尚乐府千家合锦》、《新编时尚乐府新声》及《大明九边万国人迹路程全图》。有学者据《大明九边万国人迹路程全图》署有“康熙二年癸卯上元吉旦”及各书中不避“玄”、“福”字,认为王君甫所刊四书均应在“康熙初年”[[vi]],这样《丝弦小曲》的产生年代就可上推至康熙初年。傅惜华曾就《丝弦小曲》作出如下推断:“观其版刻形式及其内容所录,确知为乾隆初期之书籍,或尚早于《万花小曲》一书”[[vii]](P81)。周玉波根据“《丝弦小曲》中《小曲》内容与《万花小曲》中《小曲》内容相同、数量却少于前者,尚未发现两者有共同底本,因此可将《丝弦小曲》中《小曲》看作是对《万花小曲》中《小曲》的袭用”得出了“《丝弦小曲》为后出”[5](P22)的结论。这一论断是可信的。《丝弦小曲》辑录《小曲》、《一串龄》、《劈破玉》、《边关调》、《挂枝儿》、《哭皇天》、《秋来景》、《刮地风》、《罗江怨》、《寄生草》等小曲,其中有不少与《万花小曲》中的小曲相同。不过十二首《边关调》为其所独有且系首次出现,对于探讨明清之际民歌小曲的演进有重要价值。
        与上述两种主要反映东部地区的民歌小曲总集不同,康熙初年还出现了一部反映西南地区(广西)的民歌总集,那就是《粤风续九》。与前两种民歌总集都出自书坊主之手不同的是,这部《粤风续九》是多位文人合作的成果。一般认为它的辑录者是吴淇(1615-1675),不过据《粤风续九》各卷卷首的题署来看,吴淇其实是个主编,收集辑录的主要工作是由修和、赵龙文、彭楚伯、黄道等多人进行的。此外,还有沈铸、袁炯、何絜、程世英、吴代、谈允谦、潘镠、楚僧本符等人参与了歌谣的评解、校阅。如此众多的文人参与民歌的辑录编校工作,在此之前并不多见。该书刊行于康熙四年(1665)以后[[viii]](P23),“粤”指粤西,即今天的广西,“风”取《诗经》“国风”之意,据辑者说就是“民歌”,“其云‘续九’者,屈原有《九章》、《九歌》,拟以此续之也”[[ix]](P1833)。该书五卷,卷一《粤风》53首,即汉族民歌;卷二《瑶歌》20首,即瑶族民歌;卷三《狼歌》22首,狼,即是“俍”,指土官;“俍人”或称“俍民”,就是土官统治下的居民,壮族的一支;卷四《獞歌》8首,即壮族民歌;卷五《杂歌》17首,包括汉、瑶、俍、壮等民歌,共收歌谣120首。《粤风续九》所录基本上是爱情歌曲,在形式上有七言四句、五言八句和五言多句等,是继冯梦龙《山歌》后的又一部徒歌总集。且辑录者注意保存方言方音,在卷首还有李洁、吴雯清、陈丹三人所作《百粤蛮风诗》各三十首,何絜、程世英二人所撰《题粤风四种诗》各十首,孙芳桂撰、彭楚伯笺的《歌仙刘三妹传》,曾光国述、罗汉章阅的《始造歌者刘三妹遗迹》,因此,该集对于了解我国西南地区民歌以及刘三妹事迹等具有十分重要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值得一提的是,此书曾经一度“失踪”,从而引来了像游国恩、谭正璧等著名学者对其和与之相关的《粤风》(李调元辑录)之关系的种种推测。然而该书在失踪了多年后却被发现于杭州市图书馆,现已编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影印出版,从而使得笼罩在《粤风续九》及《粤风》上的疑团得以破除。经王长香研究认为,“《粤风》的问世,应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之后,距《粤风续九》的梓行相差122年之久。”[8](P31)且“李调元《粤风》既非吴琪《粤风续九》的节本,亦非足本。《粤风》中的作品绝大部分来自《粤风续九》,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删削、增改而成,后者是前者的母本。”[8](P40)
        康熙中期以后,民歌小曲的总集便销声匿迹了。目前虽然没有发现康熙中后期的民歌小曲集,但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所记相关内容,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民歌小曲的流传情形:“小曲者,别于昆弋大曲也。在南则始于《挂枝儿》……一变为《劈破玉》,再变为《陈垂调》,再变为《黄鹂调》。始而字少句短,今则累数百字矣。在北则始于《边关调》,盖因明时远戍西边之人所唱,其辞雄迈,其调悲壮,本《凉州》、《伊州》之意。如云:‘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大丈夫豪气三千丈,百万雄兵腹内藏,要与皇家做个栋梁。男儿当自强,四海把名扬,姓名儿定标在凌烟阁上。’明诗云:‘三弦紧拨配(夜)边关’是也。今则尽儿女之私,靡靡之音矣。再变为《呀呀优》,‘呀呀优’者,夜夜游也。或亦声之余韵。《呀呀哟》如《倒扳桨》、《靛花开》、《跌落金钱》不一其类。又有《节节高》一种,节节高本曲牌名,取接接高之意,自宋时有之。《武林旧事》所载元宵节乘肩小女是也。今则小童立大人肩上,唱各种小曲,做连像,所驮之人,以下应上,当旋即旋,当转即转,时其缓急,而节凑之,想亦当时《鹧鸪》、《柘枝》之类也。今日诸舞失传,徒存其名,乌知后日之《节节高》不亦今日之《鹧鸪》、《柘枝》也哉。”[[x]](P94-95)刘廷玑生于顺治十年(1653)[[xi]](P5-8),《在园杂志》初刻于康熙五十四年,系作者任官职时笔记,刘廷玑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始任浙江台州府通判,因此《在园杂志》所记当为康熙二十四年至康熙五十四年间(1715)的见闻。虽然,刘氏有意识的探讨“小曲”源流,并追溯自明代的《挂枝儿》,不过从其“再变”开始则已然是清代小曲的流变了。因为,除了《挂枝儿》、《劈破玉》两种曲调为明代所见外,其他如《陈垂调》(除《在园杂志》外,此调未见任何记载,也无曲词留存,笔者怀疑它是《沉水调》的误记,当另文详之,此不赘)、《黄鹂调》、《边关调》、《呀呀哟》、《倒扳桨》、《靛花开》、《跌落金钱》等均为清代所见,其中除《边关调》见于清初《丝弦小曲》外,其他诸种更是首次出现,对于研究清代康熙中后期的民歌小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二  清中期民歌小曲文献及其曲调承递
        从乾隆朝开始,随着地方戏曲的异军突起,与花部乱弹有密切关系的民歌小曲再一次地吸引了世人的眼球,收集、记录、抄写它们的人也日渐增多。而京都永魁斋于乾隆九年(1744)重刊清初《万花小曲》这一举动,可视为人们对民歌小曲再度重视的开端。自此之后,民歌小曲集的数量渐渐增多,如乾隆初年的《西调百种》、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西调黄鹂调集抄》等。而民歌小曲也俨然成为市民娱乐消闲的消遣品,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记载乾隆中后期民歌小曲的风行情况有云:“歌船宜于高棚。在座船前,歌船逆行,座船顺行,使船中人得与歌者相款洽。歌以清唱为上,十番鼓次之。若锣鼓、马上撞、小曲、摊簧、对白、评话之类,又皆济胜之具也。”[[xii]](P253)“玉版桥王廷芳茶桌子最著,与双桥卖油糍之康大合本,各用其技。游人至此半饥,茶香饼熟,颇易得钱。玉版桥乞儿二,一乞剪纸为旗,揭竹竿上,作报喜之词;一乞家业素丰,以好小曲荡尽,至于丐,乃作男女相悦之词,为《小郎儿曲》。相与友善,共在堤上。每一船至,先进《小郎儿曲》,曲终继之以报喜,音节如乐之乱章,人艳听之。《小郎儿曲》即《十二月》、《采茶》、《养蚕》诸歌之遗,呢呢儿女语,恩怨相尔汝。词虽鄙俚,义实和平,非如市井中小唱淫靡媚亵可比。予尝三游珠江,近日军工厂有扬浜,问之土人,皆云扬妓有金姑最丽,因坐小艇子访之。甫闻其声,乃知为里河网船中冒作扬妓者。其唱则以是曲为土音,岭外传之,及于惠、潮,与《木鱼》、《布刀》诸曲相埒。郡中剞劂匠多刻诗词戏曲为利,近日是曲翻板数十家,远及荒村僻巷之星货铺,所在皆有,乃知声音之道,感人深也。”[12](P266)在民歌小曲普遍流行的情况下,其曲调也较以往有较大的丰富:“小唱以琵琶、弦子、月琴、檀板合动而歌。最先有《银钮丝》、《四大景》、《倒扳桨》、《剪靛花》、《吉祥草》、《倒花篮》诸调,以《劈破玉》为最佳。有于苏州虎邱唱是调者,苏人奇之,听者数百人,明日来听者益多,唱者改唱大曲,群一噱而散。又有黎殿臣者,善为新声,至今效之,谓之《黎调》,亦名《跌落金钱》。二十年前尚哀泣之声,谓之《到春来》,又谓之《木兰花》;后以下河土腔唱《剪靛花》,谓之《网调》。近来群尚《满江红》、《湘江浪》,皆本调也。其《京舵子》、《起字调》、《马头调》、《南京调》之类,传自四方,间亦效之,而鲁斤燕削,迁地不能为良矣。”[12](P257)此外,乾隆时期的民歌小曲的一大特点,就是与传统戏曲有密切的联系。既有形式上的借鉴,如“于小曲中加引子、尾声,如《王大娘》、《乡里亲家母》诸曲”,也有出自对戏曲内容的改编“以传奇中《牡丹亭》、《占花魁》之类谱为小曲”[12](P257),还有将民歌小曲与戏曲合刻者,如收于清代乾隆初年北京戏曲演员所抄《昆曲谱》内的《杂曲》[[xiii]](P152)。虽然这一特点是沿袭明代而来,不过从现存的清代民歌小曲集来看,这种情况是从乾隆年间开始出现的。与明代不同的是,此时民歌小曲与戏曲的联姻,从形式上来看篇幅较长,从内容上看也更为广泛。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天津三和堂曲师颜自德将其自幼所习所记之民歌小曲“俱觅人写入本头”,且“不自秘惜,公之同好”[[xiv]](P20),遂有《霓裳续谱》问世。该书八卷,附录一卷,乾隆六十年(1795)刊行,已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明清民歌时调集》下册。关于此集编者的情况,赵景深先生的《霓裳续谱序》中说“颜自德,惜其生平已不可考。点订则出于王廷绍(字善述,号楷堂)之手。……王廷绍史乾隆壬子(一七九二)举人、嘉庆己未(一七九九)进士”[14](P3-4)。该集前三卷所收均为《西调》,共计二百十四曲。我们将其与傅惜华先生所抄出的由其收藏的乾隆时期《西调百种》一卷和《西调黄鹂调集抄》二卷中的首句对比,发现有不少重复的内容,在傅氏藏书不宜获见的今天,这二百十四曲《西调》对于了解乾隆时期《西调》的流传情况至为重要。后五卷为各种曲调,有《南叠落》、《北叠落金钱》、《一江风》、《寄生草》、《北寄生草》、《南寄生草》、《怯寄生草》、《怯音寄生草》、《便音寄生草》、《番调寄生草》、《矮调寄生草》、《重叠序》、《黄沥调》、《双黄沥调》、《单黄沥调》、《剪靛花》、《满洲剪靛花》、《螺蛳转》、《银纽丝》、《粉红莲》、《岔曲》、《平岔》、《起字岔》、《数岔》、《慢岔》、《垛字单岔》、《西岔》、《呀呀呦》、《扬州歌》、《玉沟调》、《马头调》、《北河调》、《番调》、《隶津调》、《倒搬桨》、《重重续》、《打枣干》、《劈破玉》、《秧歌》、《秦吹腔花柳歌》、《莲花落》、《盘香调》、《弹黄调》、《倒番调》、《两句半》、《边关调》等等,其中以《寄生草》和各种《岔曲》数量最多,且有不少曲调是李斗《扬州画舫录》中所没有记载的。据点订者王廷绍介绍,该集所收曲词:“或从诸传奇拆出,或撰自名公巨卿,逮诸骚客,下至衢巷之语,市井之谣,靡不毕具”[14](P19),诚为清代中期民歌小曲及文人拟作之大观,对于了解清代中期民歌小曲的演进具有重要价值。附录一卷题曰《万寿庆典》,共收二十一首套数,“所用曲调,有出于南北曲者,有出于民间小调者,盖《牌子曲》初期作品也。各曲皆系歌功颂德,庆祝清高宗万寿圣节承应之作,乾隆五十四年所备用者”[7](P26-27)
        清代嘉庆、道光以后民歌小曲极为流行,存世文献较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是《白雪遗音》。该书四卷,清道光八年刻本,现已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明清民歌时调集》下册。关于此集的编者,赵景深《白雪遗音序》曰:“华广生,他是一个不知名的人,……只知道他字春田,山东历城人,生于清乾、嘉间……他对小曲比较王廷绍内行”[14](P455)。该集所收曲调虽不及《霓裳续谱》多,但不少曲调是未见于《霓裳续谱》的。除了《岔曲》、《起字呀呀哟》、《银纽丝》、《马头调》外,其他如《马头调带把》、《岭儿调》、《满江红》、《湖广调》、《九连环》、《小郎儿》、《剪靛花》、《七香车》、《八角鼓》等曲调均为首见。另外,该集中还收有属于南方说书艺术的《南词》,不过除最后《玉蜻蜓》九回是说书的脚本外,其他《南词》均为“开篇”性质。《马头调》虽已见于《霓裳续谱》,但在此集中才蔚为大观,共有四百三十八曲(包括《马头调带把》)。不过,赵景深先生发现,“《白雪遗音》中很多《马头调》大致与《霓裳续谱》中的《寄生草》相同”,并认为“《马头调》借用了《寄生草》的曲词”[14](P456-457)的可能性更大。此集可作为研究嘉、道时期民歌小曲的重要文献。
        除《白雪遗音》因收入《明清民歌时调集》而较易获见外,嘉庆以来的其他民歌文献则因流传不广,难得一见。据傅惜华《明清两代北方之俗曲总集》和《明清民歌选》甲、乙集统计,计有《时兴呀呀哟》、《时调小曲丛抄》、《新集时调雅曲初集》,《新集时调马头调雅曲二集》、《多情小曲》、《小曲六十种》、《北京小曲抄》、《马头调杂曲集》、《鼓子曲抄》、《京都小曲抄》、《偶存各调》、《曲里梅花》、《俚曲抄》、《马头调曲词》、《时兴杂曲》、《百万句全》、《杂曲二十九种》、《苏州小曲集》、《马头调八角鼓杂曲》、《四川山歌》、《送郎歌》、《南京调词》。其中傅惜华先生的藏书现已归中国艺术学院图书馆收藏,而《明清民歌选》中的大部分文献,今天均已不知所踪。另外,台北联经公司出版的《明清未刊稿汇编初辑》中收录了嘉庆、道光时期的小曲集《晓风残月》,该集辑有《滩簧》、《南京调》、《淮红调》、《碧波玉》、《满江红》、《剪剪花》、《耍孩儿》、《离京调》、《倒班浆》等曲调。
        在民歌小曲集大量问世的同时,儿歌也引起了人们关注,并出现了《天籁集》和《广天籁集》两部儿歌总集。《天籁集》,郑旭旦辑,有同治八年(1869)年刻本,所收全为吴地所流传的儿歌,共四十八首。《广天籁集》辑者悟痴生,有光绪二年(1876)上海印书局排印本,所收吴地儿歌二十三首。《天籁集》和《广天籁集》是继晚明吕坤《演小儿语》之后的两部儿歌集,所收儿歌数量虽不多,却为封建时代缺乏关注的儿童文学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其意义和价值不仅仅局限于民歌一途。
 
三  清末民初民歌小曲文献及其曲调承递
        道光以来,各地出现了不少单首刻印的木刻本时调小曲散叶,《明清民歌选》乙集中的《万曲选锦》就系编者“从清代各地方单行刻本、抄本的民歌中,选择编成”[[xv]](P97)。这些时调小曲的刻印本,每册不过几页纸,大多刻印粗糙,有的字体潦草,错字、别字、俗字屡见不鲜,且多数没有刊行时间,大致可确定是清末民初的产物。北京打磨厂学古堂、琉璃厂聚魁堂、湖南中湘三元堂、扬州聚盛堂、三松堂、文德堂、鸿文堂、泰州交通书局、苏州恒志书社、秀歌书社等书坊多刻印发售此类唱本。在这些唱本中,目前留存较多的要数扬州小东门聚盛堂所刻印的唱本,兹就该堂及其所刻唱本的情况略作考述。
        据笔者所知,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首图图书馆、首都师大图书馆等都藏有聚盛堂所刻唱本。国家图书馆所藏时调小曲多数来自郑振铎先生的收藏,《西谛书目》卷五所载“维扬聚盛堂刊本”《时调唱本不分卷》410册如今基本都在该馆,只是有不少已经列入重新装订的计划或破损而暂时无法借阅。关于聚盛堂,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未及著录,而从各图书馆对于扬州聚盛堂所刊唱本时间的著录来看,有清末民初(国图)、民国(首图、上图),及1925-1953(首都师大)三种情况。目前所知清末有多个聚盛堂,如有东昌聚盛堂,曾刊行《三畏斋青云集试贴辑注汇抄》(光绪十四年),《重校四书人物类典串珠》(光绪十五年)、《新纂五方元音全书》(光绪十七年)、《针灸大成》(光绪二十一年);又有彰德府聚盛堂,曾刊行《太医院增补珍珠囊药性赋直解》、《五言千字诗会义直解》(光绪二十四年)、《四言杂字》等书;还有聊城聚盛堂,曾刊行钱希祥所撰《书经体注大全合参》(同治六年)。另外,还有只标“聚盛堂”的,如《东医宝鉴》(嘉庆元年)、《咏物诗选注释》(嘉庆十五年)、《雷锋塔》(咸丰六年)、《增订铜板诗韵集成》(同治五年)、《监本书经》(同治五年)、《左传易读》(同治五年)、《海棠华馆七家诗补注》(同治六年)、《书经体注图考》(同治六年)、《仁在堂时艺引阶合编》(同治七年)、《正刻唐诗三百首注疏》(同治十年)、《四书补注附考备旨》(同治十一年、又一部光绪十八年)、《韩状元批评左传句解》(光绪元年)、《奎壁书经》(光绪十一年)、《详校四书味根录》(光绪十一年)、《详注兰言诗抄》(光绪十一年)、《绣像东周列国志》(光绪二十一年)、《增补二论典故最豁集》(民国五年)、《学源堂铜板四书述要》、《紫阳书经》、《王叔和图注脉诀正规》、《古文喈凤新编》等。而明确标有“扬州小东门聚盛堂”字样的,目前所见只有《伤寒舌鉴》(光绪二十一年)、《幼学句解》(民国二十五年)两种。前者为据原书抄录的抄本,后者版心下刻有“扬州小东门”、“聚盛堂书庄”、“陈氏家藏板”等字样,由此可知扬州聚盛堂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时尚在营业。就目前所见聚盛堂所刊唱本有五种标注版权的方式,分别是“聚盛堂”、“扬州聚盛堂”、“维扬聚盛堂”、“小东门聚盛堂”、“扬州小东门聚盛堂”,也就是说只标“聚盛堂”字样的书籍也可能出自扬州聚盛堂,那么从大胆的角度看,假设将不标地名的“聚盛堂”都视为扬州小东门那家的话,如此,则扬州聚盛堂的经营或从嘉庆至民国,历经了一个多世纪。从谨慎的角度看,扬州聚盛堂至少也经历了从光绪到民国中期的半个多世纪。因此,国家图书馆著录扬州聚盛堂刊行的唱本的年代,即清末民初,较为准确。
聚盛堂所刻时调小曲内容十分丰富,如《二十四枝花》、《初见情人面》、《十买十绣》、《卖油郎独占花魁》、《十杯酒》、《十二月新想郎》、《十二月小郎》、《三百六十行》、《小寡妇叹五更》、《小寡妇上新坟》、《五更里劝情人》、《十二月花名》、《三姑娘拾大好功劳》、《门神告状》、《小夫妻成亲》、《小长工》、《十月怀胎》、《竹木相争》、《访郎上月光》、《二姑娘倒贴》、《三姑娘倒贴》、《二姑娘害相思》、《五更里男相思》、《五更里侉侉调》、《偷情小则刚》、《洋烟自叹》、《十二月採花公子》、《栀子花儿》、《火烧南京饭店》、《玉美针》、《口叹女红颜》、《改良孟姜女》、《苏州码头》、《百勿得》、《买花线》、《买橄榄》、《哭小郎》、《六堂妹》、《双林山歌》、《双林码头》、《平心山歌》《五更十送》、《十姐梳头》、《死望郎山歌》、《货郎相思三十六方》《小姑娘别情》、《王瞎子算命》、《王瞎子调情》、《五更里小媳妇自叹》、《天下万山古人名》、《十二月想郎》、《灶老爷上天》、《打牙牌》、《十二月小光棍》、《五更里梳妆台十送》、《妓女从良》、《祝英台叹五更》、《阎瑞生谋害莲英》、《十二月如皋新痰迷》、《小六子》、《扬州名班花古调》等等。在内容上,既有从戏曲拆出者,又有传统的情歌;既有反映时事者,又有取材于历史故事者;既有讽刺世道,又有纯属滑稽者。在形式上,大多是以五更、十二月来组织,标明曲调的不多。这或许说明,这些唱本多数是卖给卖唱者,他们需要学会更多新的内容,至于曲调大概可以随意套用或者翻唱吧。
        除了上述刻印的唱本外,还有以抄本形式出售的,如北京的聚卷堂、别野堂,百本堂(百本张)等,而其中“历史悠久,出品丰富,营业最发达的”[[xvi]](P346),就是百本堂。据傅惜华先生考证:“百本堂的主人,张姓,名号不详,自称为百本张,原籍大约是江南人。他是一家专门抄写兼着发行的:各种戏剧——昆曲、弋腔、皮黄、梆子的剧本,与各种曲艺——子弟书、大鼓书、八角书、莲花落、时调小曲的曲本的一种特殊职业者。……相传百本张的这种营业是从乾隆年间开始的,至民国初年,因为石印铅印的出版事业发达起来,他才结束了这世世相传的个体营业。”[16](P346)目前所见“百本张”唱本多数为《马头调》,如《八不从》、《劝多情》、《十八不从》、《妙峰山》、《嫖客托梦》、《带了病的姑娘》、《从良后悔》、《新怕多情》、《拿张格尔》、《日落黄昏》、《时道人》、《望长空》、《樊金定骂城》、《江洋折劝夫》、《白猿投桃》、《相公拌嘴》、《磨房产子》、《细局》、《葬花》、《路柳墙花》、《送多情》、《醉打山门》、《合钵》、《阔大奶奶挂倒劲尔》、《阔大爷追顶》、《雪梅吊孝》、《鸦片烟》、《杈杆叹》、《长随赞》、《大爷逛细局尔》、《逛顿子房》、《老西尔逛金鱼池嫖冤》、《禄寿堂》、《绪戏小姨尔》,也有少部分其他曲调,如《窃五更尔》(《湖广调》)、《十二重楼》(《边关调》)、《双十谣》(《靠山调》)、《鸦片烟赞》(《西江月》)、《送情郎》等。“百本张”唱本,字迹清晰、抄写工整,是目前所见各类散叶时调小曲唱本中最易视读的一种。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日本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均藏有部分“百本张”抄本。另外,北京还有一家叫智寿斋的小书铺,也曾出售过抄写的唱本,李家瑞先生曾见过二三十种,并抄录了其中十首小曲发表于《天地人》第三期上(1936年4月),据说该批唱本后被日本人买去。这十首小曲并不见于其他文献,分别是《叫醒情郎》、《热扑扑的》、《睡鞋占课》、《自从那日》、《他们都说》、《鱼儿浮》、《我要迷》、《勾字卦》、《青山绿水》、《世态炎凉》。[[xvii]](P157-160)另外,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中也有一些时调小曲,其中以《马头调》最多,还有少部分《湖广调》、《天津调》、《太平年》等。
        除了上述木刻本及抄本外,民国初年还出现了不少铅印和石印的时调小曲集。这类书籍是各地书局将收集到的时调唱本进行简单编辑后推出的时调小曲总集,有的还配以插图,目前留存的以北京、上海的书局出版的最多。这些时调小曲的总集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规模较小,每册收录时调小曲二至五首或者六至七首,最多不过十至十一、二首,像北京的学古堂、宝文堂、老二酉堂等铅印的唱本就属此类。不过有些书局出版的虽然也是这类小册子,但是往往以系列的方式推出,有一集、二集、三集乃至四五十集,如上海沈鹤记书局的《最新时调》有春、夏、秋、冬四集,上海广记书局的《最新口传名家时曲精华时调指南》有二十集,而上海协成书局的《新编时调大观》竟多至五十集。另一种则是规模较大,一般在四五十首左右的总集,如由上海振圜小说社编辑、上海广新书局石印的《小曲精华》、《新鲜时调山歌》等。这类书籍虽然大都标有“新编”、“最新”等字样,不过其内容却每有重复,一是重复像聚盛堂木刻本所刊行的内容,一是各书局、各书之间的相互重复。单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出版业界竞相出版有的甚至再再重版时调小曲集这一情形来看,民国年间对于这类时调小曲的市场需求量是相当大的。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大批时调小曲总集今天已很难觅见,只有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和日本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中藏有一部分。
          (本文曾发表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发表时有所删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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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 傅惜华.百本张戏曲书籍考略[A].戏曲论丛[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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